無奈之下,我們只好一步一挪地蹭到公交車站準備乘公交。
早高峰人多,老父腿腳又不靈便,我們擠了三次才終於艱難地上了車。悶罐一樣的車裡,我倆被牢牢擠在門口動彈不得。老父不能長時間站立,才過了一站地,就已大汗淋漓。我很急,想著再停了就下車,無論如何先找地方讓他坐會兒。
不想,快到第二站時,我身邊的一個中年男人忽然驚慌地喊起來,說他錢包不見了。售票員確認了半天,得知確實是在車上丟的,而且大家腳底下都沒有,便讓他報警,又招呼司機停車。
車停了。男人掏出手機報警。然後我們就被告知,都不能下車,等警察來處理。
這下炸了鍋,全車人都急了,七嘴八舌地說,上班要遲到了,趕不上火車了,好多急事等著辦呢……我更急,眼看老父滿頭大汗要撐不住了。
我們紛紛要求先下車,但售票員態度堅決,說她既無權搜身,也無權開車門,只能請大家等。然後一邊安撫大家,一邊號召附近的年輕人給老父讓個座。旁邊一個小夥子站了起來,老父費勁力氣擠過去,總算坐下。
我長舒一口氣,道謝後不再說話——就算說也不會有人聽見,因為幾十個人都在說,指責中年男人不照看好自己的東西,耽誤了大家時間,他一個人連累了一車人。
那男人是個老實巴交的外鄉人,穿一件破舊褪色的黃背心,皮膚粗糲黢黑,一看就是做體力活的。他被困在風暴中心,面紅耳赤結結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話跟大家解釋,說昨天剛發的工資,三千多塊錢不是小數,都怪自己不小心,對不起大家了。
但急火攻心的乘客們根本聽不進他的解釋,指責抱怨聲不絕於耳。
02
等了快十分鐘還不見警察來,有人開始踹車門,有人說要跳窗戶出去,有人威脅說耽誤了事要讓丟錢包的賠損失。
這時售票員大姐說話了,她說大家體諒一下,設身處地想想,要是你辛辛苦苦幹一個月活,工資全丟了會是什麼心情,人都不容易,誰都有倒霉為難的時候。
一個姑娘大嗓門地說,他倒霉是他的事,憑什麼連累我們也跟著倒霉啊。
售票員大姐說,今兒咱趕一車上了,咱就該幫他分擔,人得有這點德行,不能光考慮自己,今兒你替別人想,明兒就有人替你想,說句難聽的,要是你下了車就摔那起不來了,誰都不願意耽誤自己時間拉你一把,幫你喊個救護車,你什麼心情?
被這麼一說,乘客們安靜了許多,大聲指責漸漸變成了小聲抱怨。
很快,警察到了,趴在窗口跟丟錢包的男人交流,商量怎麼處理。說了好一會兒都沒結果,人們又開始躁動,要求下車。
售票員不愧經驗豐富,一邊安撫,一邊號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圍,再找找那個錢包。結果話音剛落,一個小姑娘就在車座底下發現了那錢包。
小姑娘單純,舉著錢包驚訝地說,是這個嗎?哎呀剛才我明明看了那裡,根本沒有啊。
中年男人一看,激動得話都說不清了,一個勁地點頭說,是我的就是我的。打開一看,錢一分沒少,都在。
事情圓滿解決,中年男人完全沒心思揪出小偷,警察走了,車繼續開。
我和老父在醫院門口下了車。他問我,剛才的事你怎麼看?我說早上都忙著趕時間,大家急躁可以理解,但大多數人都只想著自己,也確實讓人心寒,要不是售票員堅持原則,又幫那個丟錢包的說話,這錢包恐怕就找不回來了。
老父說,所以關鍵時候,就需要有人站在公義這邊,尤其是有決策權的人,他心裡要有公道,別人再非議,也要堅持頂住,不讓那些無辜弱勢的人受傷害。
03
我忽然想起,王蒙以前說過,民意有時候未必公正,比如要是整個樓的人投票,把某家的電視拿搬走充公給大家看,那麼可能除了那家人,全樓的人都同意,但這顯然不公平。
所以這種時候,就得有說得算的人站出來主持公道。
這個人太重要了。
在這個個體越來越獨立的社會,人心正越來越趨向自我,除了王小波講過的「沉默的大多數」,我們還常常不期然遇到自私的大多數,暴戾的大多數,無知的大多數,麻木的大多數……
我們常常是那大多數中的一員。但肯定會有某個時候,我們是那個丟錢包的、扶老太太被訛的、遭遇突如其來困境的,我們身處風暴中心,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千夫所指,冤枉,委屈,艱難,無助。
也一定會有某個時候,我們是那個售票員大姐、老太太摔倒的目擊者、疑似冤案的處理者,我們有機會為那個百口莫辯的人說話,也有能力拉他一把。
如果我們希望自己身處弱勢時有人站出來主持公道,那麼當我們有決策權時,就必須為弱者堅持原則。
聶樹斌案,呼格案,如果沒有那幾個關鍵的警察和記者堅持正義,就沒有最後翻案的可能。
沉默很容易,順水推舟也容易,無論青紅皂白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,只是世界會因此壞下去。
站出來為不相干的人說話需要良知,頂著壓力、犧牲著個人利益去幫弱者討公道,需要勇氣。而擁有這良知和勇氣的人越多,世界就越好。
好起來的世界,人人都得利。壞下去的世界,無人能自保。
謝謝那些為弱者頂住的好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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